闻令而动 听令而行
红军军号号谱的故事

发稿时间:2021-07-13 15:27:00 来源: 人民日报海外版

  图为《飞夺泸定桥》(油画)。

  刘国枢

  图为《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》。

  资料图片

  这本特殊的文物,收藏在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。这是一本1932年印制的《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》。

  内页曲谱均采用五线谱,收集了红军生活、训练、作战及部队番号、职务、首长代号等曲谱340多首。

  军号,好比号令部队的指挥密码。无论是作战、行军还是日常管理,司号员只要吹奏号谱,部队的千军万马都能变得井然有序。

  战争年代,军队日常生活、训练、作战,基本都要靠号音指挥,从首长到新兵都必须熟记军号号谱。新兵入伍后,要进行背诵号谱的训练,什么是冲锋号?什么是集合号?什么是防空号?什么号是在叫连长……上百个号谱必须背得滚瓜烂熟。很难想象一个战士如果连起床、熄灯、吃饭和集合号都分不清,将是何等情形。

  老红军张生荣回忆说,小小军号,学问可大着,一本厚厚的号谱本子,看完都要花好长时间。几百种号谱,全要记得熟熟的。“那时没有电话,几个连分散在好几个山头上。前进、后退,左拐、右行,全靠号来指挥。吹错了,可是要死人的。”

  在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全军司号员培训班的课堂上,音乐老师刘保国正向学员们介绍红军时期少共国际师号谱的奥秘。刘保国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段红军号谱的内容。

  “你们能想象的到吗?司号员只需吹出红军号谱上的这段旋律,就可以让少共国际师政委跑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来?”

  老师边讲述,边吹奏。

  红军创建初期,部队沿用的是旧军队的号谱。由于号谱相同,敌我双方常常发生误会。1930年冬,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斗争胜利后,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着手编写自己的号谱。1931年秋,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号谱。同年11月29日,中革军委发布《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》,要求红军各军团、各军的指挥员和司号员熟悉和掌握统一的号谱,以便全军统一号令行动。

  换用新号谱后,红军可根据敌人的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上的新动向,而敌人对红军的行动却摸不着头脑,军事主动权便经常掌握在红军手里。

  吹军号,既然可以用来识别友军,那么也可以用来迷惑敌军。军史上留下了不少军号退敌的传奇战例。

  军号退敌的一个重要战例发生在“飞夺泸定桥”的行动中。

  中革军委于1935年5月26日命令红一军团及主力在两天半内向泸定桥急进。红一军团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王开湘、杨成武领导的红4团。红4团遂沿着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一路飞奔,边走边打。沿途山路陡峭崎岖,危机四伏。

  在红军向泸定桥奔袭的同时,国民党川军派出两个旅在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增援。双方隔河并行赛跑。入夜,双方都打着火把奔跑。川军发现了对岸的火龙,于是,隔江向对岸吹军号进行联络。杨成武听到对方的号音,赶紧叫司号兵联络。恰巧几天前打一仗时,红4团缴获了敌人的号谱,司号员便用敌人的号谱回答敌人,说是自己人,是向泸定桥增援的部队,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。川军一听是自己人,警惕性大大降低,隔江并排跑了一阵,他们跑累了,便吹号宿营休息。红4团抓住时机,加速前进,先于敌人赶到了泸定桥西。

  红军之所以能在大渡河畔绝处逢生,没有成为“石达开第二”,除了有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红军顽强的战斗精神外,也得益于红军将士巧妙利用军号退敌,为飞夺泸定桥赢得了时间。

 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后,来到天全附近。一天,红军总司令朱德带着几个参谋到一支部队检查工作。当他们接近紫金镇时,被国民党川军第71团发现。200多名川军紧追朱德一行,双方距离最近时仅200多米,情况万分危急。这时,从山上突然传来了川军的军号声,军号告诉他们追击的是自己人。川军士兵听到号声,立即停止追击,掉头归队。就这样,红军又一次利用军号巧妙躲过了敌人的追击。

  考虑到军号在提振军心士气方面的独特作用,为强化号令意识、传承红色基因、推进部队正规化建设,2018年10月1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播放作息号,2019年8月1日,全军正式施行新的司号制度。恢复司号制度,更重要的是强化闻令而动、听令而行的战斗作风,发扬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。

  按新的司号制度规定,原有的109种号谱精简优化为作息类号谱11个,行动类号谱5个,仪式类号谱5个。

  (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师)

责任编辑:李婧怡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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